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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但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冗杂、系统割裂、浪费惊人等问题照样可能存在。

目前全国有各级公积金管理机构606个。记者调研发现，各地公积金管理中心共开发出几百套公积金管理系统，每个系统花费数百万至上千万元，每年还有几十万元的升级维护费，浪费惊人。各系统没有统一标准，致信息难共享，每月月底，想全国汇总一个数据都很难。

公积金管理机构多，彼此独立，政出多门，应该说有其历史原因。公积金作为互助形式的住房保障基金，由单位与个人分摊构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没有相应的投入，因此联系并不紧密。相反，最初的起步，基本源于有独立预算的县区一级政府，推行先机关后企业，逐步建立起来的。因为缺少预先的顶层设计，各地通过试行的“野蛮生长”，征缴的政策不同，存贷支付的设计各异，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

　一方面，公积金具有强烈的福利特征，不管是存缴，还是支付，不同的制度设计，带来的福利成色不可同日而语。如，电力、烟草等一些国企高管不仅存缴的额度大，而且还有的执行定期返还机制，变成了工资收入的一部分。让这些企业去“就低”，显然会遭到一个群体的抵制。类似的还有各行政区域之间经济的差别，条件好的地方公积金基数大，不好的地方基数少，统一账户后执行同一政策，“劫富济贫”也使得一些地方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公积金在很多地方，被当成了政府的基金，不仅相当的部分来自公共财政的配比支出，而且公积金的存贷盈余，客观上赋予了一定的可支配权，包括与银行的谈判，实现投资的收益。此外，还可为地方资金的周转，留有一个备用的财源。

根治公积金管理乱象，并不在于公积金管理机制的统一，也不在于打破地方与行业利益的壁垒，而是需要对公积金进行重新定义，消除利益樊篱。一方面，应当弱化公积金的住房保障功能，把公积金变成住房的货币补贴，并兼有住房贷款的互助功能。在存缴上打破补贴与工资的挂钩，建立更有助于公平统一的区域标准；另一方面，管理上应当厘清其属性，把公积金的支配权、所有权都还给存缴者，明晰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如选择贷款或者返还的选择权、对公积金使用的监督权，在此基础上确立公积金管理受委托的职能。公积金显示出来的“利益多轨”与“政出多门”，还需要从收入分配与政府职能转变两个改革中找解药，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推动。

所以，必须对我国公积金管理动“大手术”，一方面是从体制、机构等方面去改革。据说银监会、央行、住建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设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可行性方案。另一方面是从资金层面去改革。比如说，如何防止资金“沉睡”和贬值，如何不让公积金“劫贫济富”，如何提取方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