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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万福生科的福，市场对于董事责任甚至是保荐人责任、律师职业责任、会计师职业责任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对市场的风险教育来说是好事。”近日，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在金融圈的一个小型聚会上如是称。

事实上，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下称“董责险”）早在1996年就进入了中国，2002年诞生A股第一张中文保单，但这么多年，该险种的投保率一直很低，几乎处于僵尸状态，外资保险公司虽积极推动但苦于渠道受限，内资保险公司则显示出聊胜于无的心态。

但万福生科事件以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以往冷门的董责险在今年却显示出显着增长的趋势，“董责险的特点在于其市场增长并未缓速上升，而是会突然出现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这个增长或许就在今年或明年。”上述保险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险企忙布局

这段时间，美亚保险特殊金融险部南区核保经理Johnson显得很忙，“万福生科事件以后，市场对董责险的关注度提高了很多，我们也趁此机会积极地主办一些研讨会和交流会。”他称，今年美亚保险特殊金融险部南区会比较重视和地方的上市公司协会联合做一些市场活动。

“我们5月18日在佛山做了一期研讨会，当地的上市公司几乎都到场了，还有不少准上市公司，其中有一半的公司有意愿让我们提供报价方案，而且目前已经有成交的客户了。”Johnson在今年也做了多期关于董责险的市场动向，这些信息将会定期推送到上市公司董秘的邮箱，他告诉本报记者，以往当给客户讲述关于董责险的案例时，只能把美国的案例搬过来，而今年终于出现了多例A股自己的案例。

华泰财险保险经纪有限公司金融险相关业务经理近日也对媒体称，虽然董责险近年来投保率依旧不高，但是今年和去年相比，投保的企业明显多了。

早在2002年初，中国平安将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的第一张董责险保单赠送给了万科，保单的累计赔偿限额为500万元，此事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此后，平安的董责险业务几乎进入了漫长的冰河期。

目前国内开展董责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大多为外资，包括美亚、苏黎世、丘博、安联等，承保的对象大多为赴境外上市的公司，中资包括人保、平安、太平洋，华泰也先后开展了董责险业务。但外资保险公司在推动董责险的过程中，最大掣肘依旧是渠道，其往往严重依赖于经纪公司或者银保渠道，直销队伍薄弱。一位外资保险公司负责人对记者称，他们更愿意联合中资保险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借助中资保险公司的成熟渠道共享产品，通过共保或再保的方式来分享保费。

尽管中资保险公司具备渠道优势，但相对于庞大的车险市场，董责险出险困难，产生的保费实在九牛一毛，“在深圳仅有十多家公司购买了董责险，80%是上市公司，但我的数据并不完整，大客户的投保数据是放在重客户那边的。”平安财产保险深圳分公司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而在中国平安的网页上，记者甚至找不到关于董责险的相关内容，“在我们这边，这是一个非常小的险种。”该销售人员说。

事实上，相对其他险种，董责险的进入门槛较高，尤其是核保环节，决定是否承保，如何界定费率，都需要具有丰富的经验支撑。

上述保险业内人士对记者说，董责险的长尾风险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十年不理赔，赔一单就把十多年收到的保费全都赔进去。“在成熟市场，还有非常独立尽职的第三方机构出具参考报告，但在国内，可能更多的要靠保险公司自己辨别未来可能存在的理赔风险。”

市场倒逼

董责险又被称为“将军的头盔”，头盔的作用在于当被保险的董事及高管在履职过程中，因被指控工作疏忽或行为不当而被追究其个人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其进行责任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的上市公司中，购买董责险的比例不到10%，而成熟市场诸如美国，这个比例超过90%。董责险在国内长久以来不受待见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市场环境使然，在涉及公司治理的政策指引中，对于董责险的表述也是轻猫淡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表述：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现实状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市场倒逼机制正在形成。

记者从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去年以来在A股市场已经出现了多笔董责险的理赔案例，但主要还是因为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而被告上法庭，理赔的标的数额比较小。

统计发现，仅2012年就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等问题被股东告上法院，其中一半已经被法院立案。这其中一个群体渐渐浮出水面，即维权律师。这些律师往往来自于名不见经传的小律所，一旦有上市公司涉及到虚假陈述，这些律师便积极召集受损的股东进行维权，比较典型的包括宝安地产虚假陈述案及佛山照明虚假陈述案。

维权律师的活跃也令上市公司的董事们诉讼风险系数加大，在董责险市场里，这些维权律师无意中也成为了保险公司的销售助推器。

而另一方面，监管环境将成为董责险未来市场空间的决定性因素。今年初，中证投资者发展中心的成立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其主要职责是通过买入持有股票，代理投资者进行维权，以股东身份参与上市公司治理；通过调解、和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等损害投资者行为进行约束等。尽管该中心的具体运作方式尚未揭晓，但被市场解读为集体诉讼制度建立前的平台设置。

目前，在国内上市公司涉及虚假陈述时，中小投资者只能单枪匹马进行索赔，比如，在宝安地产的虚假陈述案件中，仅有2位股东将其告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索赔金额仅为23万元。而在集体诉讼制度之下，宝安地产所面临的将会是一个诉讼集体，诉讼标的金额难以想象。在集体诉讼制度下，只要符合条件的股民，不管是否提出诉讼，法院做出的示范性判决书都对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