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人口红利与人口债务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 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 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 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 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 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 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 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 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 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人口红利如何计算

一种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便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作者为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人口红利时间估算

使用人口和经济发展数据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计算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如虎添翼。

使用不同方法对人口红利的计算所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但是，由于数据与方法的不一，对中国人口红利的规模的估算有所不同。

蔡昉、王德文等学者使用回归方法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四分之一可归因于人口红利。美国学者使用类似方法得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是由于人口红利所造成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和东西方中心经济学家梅森和作者本人使用有效抚养比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是，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约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