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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在光鲜的一面下很多人不会想到他们为之付出的伤痛代价，而我国市场上也仍然缺乏这种保险机制来给予运动员一些必要的保障。

运动员保险现状：

如果投保30万元意外险，年缴保费就是2700元左右，这一数字对每月只拿千把块钱的多数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个负担

现行的“互助保险”所支付的理赔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赔金”，就其性质而言，只是一种特殊的抚恤金。

无论是“互助保险”还是专业的保险经纪公司，都仅仅是种“过渡”形式，最根本的还是要完善运动员的社会保险机制。

“互保”不应是中国体育保险的终点

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保险部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1999年，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曾经先后向国内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两期的运动员伤残保险，参保人为1400名国家队运动员。基金会每年缴费100万元，运动员交少量保费；运动员在死亡和伤残时最高可得到30万元的赔偿，获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最高可获赔偿60万元。同时，即使在非训练、比赛时发生意外伤害，每名运动员也可获得最高20万元的赔偿。保险期从运动员进入国家队开始，一直到其国家队生涯结束。

这一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有知情人告诉记者，中国有关运动员的伤残保险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另外在商业保险方面，由于当时的险种在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以及理赔程序太过复杂，加上国家队人员组成及机构组织的变动频繁，因此这项计划的开展一直并不顺利。

此后，该基金会也曾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联系，希望能将该计划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但没有成功。因此，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几年前在对国家队队员的投保和理赔开展工作时，不得不采取目前这种形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互助保险”。

除了桑兰由于发生意外的地点是赛场，并且该赛场也投了美国当地的体育保险，因此得到美国提供的1000万美元保险金外，其余几位运动员也获得了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20万到30万元不等的“理赔金”。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赔金”，就其性质来说，只是一种特殊的抚恤金，更多的是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这些为国家作过突出贡献的运动员的一种关心。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2002年9月27日颁布的《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下称《试行办法》）当中发现，该《试行办法》对参加“互助保险”的运动员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投保人应该是“优秀运动员”。

《试行办法》对“优秀运动员”这一概念的解释是，“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所属正式在编、享受体育津贴奖金制并从事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的运动员”。换句话说，只有该《试行办法》规定的“优秀运动员”才能享受该基金会提供的“互保”。由此可以看出，受“互保”的范围相当小，更多的地方队运动员被排除在了该《试行办法》之外，他们目前的各种保障制度并不健全，有些甚至是非常不健全。

而本应属于商业范畴的体育保险在中国却迟迟难以迈上市场化、商业化的“正道”。

目前国内保险市场上的意外保险及重大疾病的保险产品相当少，自然，涉及体育保险的险种就更少。再加上中国的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着费率较高、条款不明确、理赔不及时等诸多不足，因此根本无法满足不同项目体育运动员千差万别的要求。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体育保险已经到了亟待完善的地步。

体育保险在国内尚属新兴事物，商业保险公司对于体育保险的参与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体育保险仍主要针对大型赛事展开，很少有针对性地推出运动伤害险，业内人士呼吁国内体育保险向商业保险过渡。

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基金管理部主任周旺成介绍，目前我国体育保险仍采取资金互助的保险模式，即所有运动员缴纳保费的1/3，其所属单位和政府出资2/3，汇集到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成立运动员互助伤残保险，每年的基金规模约400万元左右。在赔付方面，根据运动员的伤势设定了1级至11级的伤残级别，最低11级伤残补偿标准是1000元，1级伤残的最高补偿为20万元。

“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体育保险的参与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国内险企涉足运动伤害保险领域，也没有保险公司对运动员身体的特定部位进行承保。”在近日举办的体育保险沙龙上，达信(北京)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杨威对此表示，我们需要向国外的保险公司采购相应产品，而且主要是针对一些大型赛事展开，而国内运动员普遍缺乏相应的保险机制作后盾。

对于国内这种互助模式，周旺成表示，虽符合当前的国情，但也存一定的弊端，很多运动员易产生运动队包揽一切的想法，不利于商业保险意识的形成；互助保险业务也为相关部门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此外，这种模式对保险公司体育类保险业务的开展带来了困扰。

周旺成认为，“我国体育保险的发展趋势将逐渐向商业保险过渡，这不但需要运动员不断提高商业保险的理念，同样需要保险公司能够对体育保险进行量体裁衣，制定相应的条款与机制，共同来推动体育保险的市场化进程”。